在清末的篆刻界，可称为名家的，有开创写意派篆刻的赵之谦，以用刀自然取胜的吴昌硕，取法金文自成一家的黄士陵等。后人目赵为“新浙派”、吴为“海派”、黄为“粤派”。而冯康侯则为继承粤派篆刻家中之佼佼者，他无疑是一位享誉国际、备受尊重的篆刻家和书法家。冯氏致力于各种书体的研究，既博且深，又精擅各派篆刻技法。虽然他谦称自己并非金石学者，但他以其数十年研究金石所得而运用于书法篆刻方面的成就，是毋容置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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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蔡登山

冯康侯（1901—1983），名强，字康侯，后以字行世，别署老冯、老康、康翁、可叵居主人，因喜甜食，又号糖斋，晚年有目疾，遂号眇叟。

冯康侯是广东番禺人，出身于世家，其父为冯金光（少敏）。冯康侯幼耽艺事，广东名画家温其球（幼菊）是他的祖母舅，每到祖母寿辰时，必来居冯家月余。冯康侯从八岁起即从其学花鸟画法。

冯康侯

一九一三年，十二岁的冯康侯随叔父东渡日本，初入中学，继入东京美术专科学校改读实用美术。课余尤喜习篆刻，其时与早稻田大学学生连声海同寓客舍，得其指导，钻研六书，并攻习晚清篆刻名家黄士陵（牧甫）的作品。士陵篆刻取法汉印，参以商、周彝器古文之体势笔意，章法自然，运刀挺拔，在皖、浙两派之外，自成一家。

一九一六年，冯康侯离日返国，从舅氏刘庆崧（留庵）习六书及金石篆刻之学。据学者王小艳文章说，当时刘庆崧借住于冯康侯家，常常作画至深夜，“刘庆崧与冯康侯说起冯氏的表叔欧阳务耘与‘黟山派’开宗大师黄牧甫交谊甚深，黄牧甫为其表叔欧阳务耘刻印作画甚多。”刘留庵建议冯康侯向黄牧甫学习篆刻，“当时冯氏的表叔欧阳务耘手上留有很多黄牧甫的印稿，多达二百多份，其中有改写过的手写墨色印稿，有盖出来的初印面，还有修改过后乃至完成的刻印钤本，甚至还有黄氏对印章的分析等”。冯康侯借获这批珍贵的篆刻入门教科书资料之后，博学余暇，游手于斯，钻坚仰高，忘其疲劳，日夜精研黄牧甫的印作。如此浸淫六载，并得尊翁少敏老先生之督勉，技乃大进，其后益孜孜矻矻，而名愈显，治印遂为其一生心力所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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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二二年时，冯康侯的叔祖冯耿光正在北京，是梅兰芳最为信任的朋友，“梅党”的重要成员。他深感京剧布景单调，欲有所兴革，知冯康侯学实用美术有年，乃邀其离粤入京，为梅兰芳舞台布景作改良设计。

一九二三年十月，冯康侯再度北上，此次为赠送给名篆刻家寿石工（1885—1950）白文、朱文印各一，寿石工誉之为“直牧父得意之作也。”

冯康侯与梁简能（左）

一九二四年夏，梅兰芳为欢迎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时所公演的《洛神》一剧，布景中的海、石、树木，而钩以金线者，即出自冯康侯手笔，令观众耳目一新，大受欢迎。京中名士樊增祥、袁克文、罗惇曧（瘿公）等对其印推崇备至，其篆刻书画载誉京华。寿石工更建议悬润例于琉璃厂，免使同好有向隅之叹。

一九二五年，当时的北京政府印铸局局长许修直慕其名，聘为该局技士。其时唐醉石任该局印信科长，其下设两课，篆刻课长为王福庵，铸造课长名张乃恭，诸公均印坛俊彦。冯康侯到职后，主篆稿，工作效率特高，王福庵以“火车头”之号誉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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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二六年，冯康侯因奔祖父丧回粤，后转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秘书。一九二八年，国民政府制玺，广征各省名手篆书印模，冯康侯入选篆制“荣典之玺”，乃应聘至南京印铸局任技师。再度与唐醉石、王福庵合作，怡怡如也。

一九二九年与邓玉霞女士结婚于南京。一九三一年，辞职离京，由上海转赴香港，主办《中兴报》，经常往返于港、穗之间。是时西南政务委员兼秘书长陈融（协之，1876—1955）筑“颙园”于广州越秀山南面（今广东省政府大院一带），以文会友，其《颙园诗话》在《中兴报》上发表。

颖川家宝印集

一九三五年秋，岁次乙亥，冒鹤亭为贺陈融六十寿，乃摘历代陈氏之能诗者，自汉陈琳至陈融祖孙得百人，人各一句，句各一石，请冯康侯刻印一百方为陈氏寿，名曰“颕川家宝”（按：陈姓始自颕川）。陈融尝从冯康侯舅氏刘庆崧习篆刻，两人有同门之谊。其所刻一百零二石，诸印风致，无—近同，协公跋谓：“为骨甲金文者，挺劲秀逸；为汉碑汉铸者，浑厚朴茂；为完白、为攘翁、为悲庵、为牧父者，置诸四子印集中，匪日难辨，直是当选。吾知康侯治印为至酣畅时，必将自出机杼，集一应之长，而得一至善之归宿，以自成—家，留庵先生所谓博而约者，此其时乎！”

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军兴，次年十月广州沦陷，“颙园”所藏书画文物为强梁胠箧以去，“颕川家宝”原石及拓本均散佚，仅存印拓四十方而已。陈融公余喜治印，亦喜蓄印，尝出所藏黄士陵、刘庆崧、冯康侯等作品，辑为《黄梅花屋印存》六册行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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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四一年十二月“太平洋战争”起，同月香港沦陷，冯康侯避居澳门。一九四四年，在澳门举行第一次书法篆刻展览。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抗战胜利后，他离澳返穗，任中华书局编辑。一九四七年丁父忧，一九四九年太夫人仙逝后，携眷迁港，寓居九龙，题其宅为“可叵居”。

冯康侯

一九五〇年，岁次庚寅，与陈融、胡毅生、溥儒（心畬）、陈芷町、黄君璧、李研山、赵少昂等劫后重逢，聚首香江，联合举办“庚寅书画展览”。

一九五八年五月，参加“港澳篆刻家作品第一次联合展览会”，作者以年齿为序，计为：区建公、赵鹤琴、何印庐、李祖佑、罗叔重、陈丽峰、冯康侯（时年五十八）、刘帡字、陈语山、陈宗虞、黄思潜、林景穆、易越石、何筱宽、关则哲、何少强、陈秉昌、林世昌、林近、骆晓山二十人，并将展品选辑为《现代篆刻合辑》一册线装本，内收其刻印八方。

一九五九年，联合书院（一九六三年与新亚书院、崇基学院合组为香港中文大学）院长蒋法贤聘冯氏为文字学、金石学教授。其后历任德明、广大、香江、华侨、经纬等大专院校训诂学、文字学教授。

一九六二年，受聘为香港商业电台主持“写正字、读正音”的特别广播节目，并主持“成语讲座”，大受市民欢迎，于文教事业多所致力。

冯康侯所绘扇面

一九六五年，因工作过劳，突患心脏栓塞症，幸及时诊治，尽辞各职，经年始愈。

一九六六年，冯康侯年六十六，镌刻自用印“学无止境”一方，边款刻五古一首，诗云：

十三学摩印，今年六十六，

浸淫五十年，妙微感不足。

上追三代文，探源赖商卜，

周金秦石刻，碑铭勤写读。

下考汉砖瓦，简册帛竹木，

魏晋文渐讹，六朝更繁复。

唐宋迄明清，代有通人续，

印学久衰微，赵王始兴复。

继者丁蒋黄，邓吴及撝叔。

宗秦或师汉，各创新面目。

皖浙取其长，兼收以并蓄。

黟山黄牧甫，早岁我私淑。

丙辰拜刘师，一一遵所嘱。

篆必循六义，布白窥全局。

疏处慎安详，密而不局促。

托意在笔先，刀随笔起伏。

冲切就方圆，毋为法束缚。

气韵得自然，庶几能免俗。

心平眼未花，老兴犹日笃。

玩物非丧志，守分无荣辱。

鹪鹩巢一枝，倦鸟返幽谷，

神与造物游，浑浑而穆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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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康侯不以诗名，但读此诗当知其对篆刻自有独到之处，提示诸多心得。一九六八年，创办“南天印社”，设帐授徒，慕名求教者逾百人，以至香港书法篆刻之风大盛。其后又设“广雅书学社”，从学者也极多，不少日本篆刻爱好者更是远道而来，慕名从师。日本驻港总领事新关钦哉执弟子礼甚恭。

冯康侯（中）与学生

冯氏治印，别出手眼，融会皖浙风格，章法自然，运力严谨；博采众家之长，遒逸朴茂，独树一帜。尝曰：“技以养生，藏以养性，此道虽小，苟得其法，亦有可观；要不能以之求名与利，而应以自陶其身心。”又云：“艺术系业余之高尚娱乐，养身之精神食粮，若以书画篆刻视作商品，从事者学不循径，急功好利，乃俗匠而已。无论任何艺术，必先从基层造起，溯本穷源，集思广益，由博而约，达到自然境界；动辄以为创新，实乃欺世盗名耳！”以此为后学者戒。

一九七二年，冯康侯举行书法个展，展品一百二十幅，附以工笔画十幅，其中临古二十大屏，各体书法俱备，足见苦心研习，始克臻此。

冯康侯 原拓印谱

一九七五年，南天印社所刊《冯康侯印集》，印制精美，皇皇巨制，堪称印学津梁。

一九八〇年四月，应香港市政局之邀，假中区“大会堂”高座顶楼“香港艺术馆”举行“冯康侯书画篆刻展览”，市政局“香港艺术馆”并刊行《冯康侯书画篆刻》一书。

一九八二年三月，夫人病逝，伉俪情深，感赋悼亡，忧戚不已！其时冯康侯已患白内障，左目尤甚，虽施割治手术，视力已大不如前，乃自号眇叟，书写刻印，每以为苦。虽不再作小印小字，而仍力疾从事，其敬业精神、不懈斗志，有如是者！

同年秋与家人同游马来西亚、韩国；十二月三十日飞抵台北，在“大风堂”弟子的李乔峰陪侍下，访张大千于“摩耶精舍”，手刻“两到黄山绝顶人”印一方为赠，两人相谈甚欢。

冯康侯 隶书七言联

一九八三年三月八日，张大千病中亲题《张大千书画集》第四集十七本，其赠港友者仅冯康侯一人，上款题“康侯道长兄”，由《大成》杂志社社长沈苇窗交文联庄主人李昆祥转送，足见两人交谊之一斑；四月二日，张大千病逝于台北。同年七月，冯康侯赴日本观光，返港后感精力疲惫，遂少作书刻矣。十月二十四日以胸部不适，入九龙“圣德肋撤医院”治疗，医生断为肺癌，至十二月七日晨，以高烧昏迷竟日，延至下午八时半医治无效去世，享寿八十有三。临终前已编定《冯康侯书画印集》，惜未能见其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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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康侯在上世纪六〇年代应香港大学校外课程之聘，讲授书法与篆刻等科目，曾躬亲缮写蜡纸油印讲义，计有《书法源流》《篆刻》《文字学》《文字正俗分析》《六书浅说》五册，而此历经半个世纪以上，纸质变黄，已渐不可读，于是门弟子区二连、姚顺祥乃借助现代科技之力于二〇二一年加以重印成《冯康侯手稿》一册，而冯康侯的篆刻、书法理论则尽粹于斯，嘉惠后学无穷，今特将要点摘录之如下：

书法为我国特出之艺术，与绘画同出一源，画重形而书重意，无论诗文词赋，书画篆刻，必先具有高尚之胸襟，良好之品德，与学问之修养。故历代之成功者，其艺术必建立于人格之上面，且能强烈表现作者性情，夫书法小技耳，由博及约，而能后工，学历与天资，二者不能偏废，天资或有不足，未尝不可以毅力补助，勤于写作，便是不二法门。

学篆，先从秦刻石，上追周商。学隶，则由汉入秦，下窥简册。楷书，取法晋唐。行书必从二王入手。草书到参以张索，宋明诸家，亦可用作辅佐也。

冯康侯书法

其实用笔只有“起，行，转，收”四法，更加以“正，侧，缓，急，方，圆，轻，重”八种取势为助，因起笔有正侧之分，行笔有缓急之异，转笔有方圆之变，收笔有轻重之神。

“正侧”，指起笔时之趋势言，正者，中也，侧者，偏也，正藏侧露，故有藏锋与露锋之别，当下笔右行之前，先将笔锋拨左，然后复回右便行进，到收笔处，仍将笔锋折回左便提起，是谓藏锋，最适宜用于篆隶，（行草无此必要）露锋与藏锋相反，苏东坡黄山谷善用侧锋，可知古无正侧之规定，各就其体而异其用。

“缓急”，指行笔时之气势言，或缓或急，要随纸之生熟、墨之浓淡而应变，只有临时处理，无从固定。

“方圆”，指转笔时之形势言，因隶楷多方，行草多圆。方笔易刚，过刚则恶俗，圆笔易柔，过柔则弱，尽失风神矣。

“轻重”，指收笔时之结体言，每字每笔之结束处，应特别留意，要使墨气与笔势配合，轻重和谐，同时亦能补救过于枯燥或臃肿。

明此四法，取势由于经验得来，大匠能使人规矩，不能使人巧，神而明之，全在学者之兴趣与毅力。

大凡欲写一字，意中必先有构成之形，“意在笔先”至为重要，然后笔笔回顾，气势连接，“计白当黑”，疏密自然有致，结构之初部完成，亦即书法之第一阶段完成也。

执笔是技巧，运笔取经验，结构在性灵，三者必要具备，书法似易而实难。明乎此者，多广见闻，博而能约，可以言书矣。

至于篆刻方面，冯康侯也提到不少重点，在此也与予摘录如下，乃研习篆刻者之度世金针。

第一要识，第二要写，第三要选字，第四要变化，明此四者，斯可以言印矣。

篆写与选字，变化无穷，果如墨守绳法，非庸则俗，此匠工耳。兹就书法上言，先以不乖六义为原则，字之方圆波折处，篆或不通，仍可随印文配合中求变，变所以应穷，穷则不通，非变无以补救也。若不应变而变，任意屈曲填密，施诸缪篆，尚或偶一为之，用于圆朱文，则弄巧反拙矣。

商周秦汉，书画篆刻，无论孰为先后，苟从博中求约，纯任自然，物我两忘，自达神妙境界。篆刻虽小道，天资与技术，缺一不能幸致也。

冯康侯治印

治印名家马国权称：“康侯并擅鉥印，俊逸之气扑人眉宇，所刻圆文朱印，娟娟静好，最得鉴赏家珍视。”集学问与艺术于一身，书风多样，印风也同样博洽周流，却又能保持强烈个人面目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就指出：“冯康侯邃于金石之学，始自摹印入，务穷其工。上溯殷周，下极汉晋，偶为隶法，劲险飞动，有建宁延熹遗意。”马国权又说：“先生四体皆精，尤长于篆。每作四屏，多分别书甲骨文、金文、小篆、汉篆，悉以唐宋诗词为之，不假临摹，而神态自若。金文用笔，渊源牧父，小篆则以石如为宗。又嗜用《天发神谶碑》笔意，峻爽凌厉，老笔纵横。隶书初拟汀州，雄劲浑厚；晚年变化《礼器》《张迁》，别具体貌。楷书导源六朝碑刻，然结体多参用篆法，自抒新意。”冯康侯常说：“艺事无足称，惟锲而不舍。”他六十多年未敢稍离于绳墨，其视印如抱蜀，冥合于自然，非此无以尽其趣。

冯康侯治印

■作者简介

蔡登山

台湾著名文史作家，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，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，达三十余年。1993年起筹拍《作家身影》系列纪录片，任制片人及编剧，四年间完成鲁迅、周作人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朱自清、老舍、冰心、沈从文、巴金、曹禺、萧乾、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。

著有《人间四月天》《传奇未完——张爱玲》《鲁迅爱过的人》《张爱玲色戒》《何处寻你——胡适的恋人及友人》《梅兰芳与孟小冬》《民国的身影》《声色晚清》《一生两世》《多少往事堪重数》《情义与隙末》等数十本作品。

来源｜晶报APP

编辑：陈建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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